出了国的朋友总在社交网络上晒幸福，内容多是风景宜人的胜地或垂涎欲滴的美味，满足感令人艳羡。然而我却总希望看见他们路遇的细枝末节，比如偶然在街头和老太太聊天，在狂欢节游行里拍一张孩子的笑脸，或者就是转个街角，推门进入一家老书店。
不曾想翻开这书页，英伦想象中的白日雨雾和暗夜阑珊腔调十足地迎面笼来，更奇的是这些文字图画来自1930年，来自一个客居海外的青年。
蒋彝是书香世家，这也就不难解释他优雅的行文和信手挥就的诗词，但令人惊异的是他疏淡的字句里亦不失趣。做学问的人最不可喜的是变成古板学究，当时是西方对中国的观感一是神秘，二是野蛮，蒋彝写下这些文章，其中就有着校正视听的努力，若是板起脸来说教，恐怕任谁也不愿多听。好在先生一支妙笔是四两拨千斤，从寻常事物说开去，随意地漫谈，即情即景地梳理东西方观念异同，加上不时的自嘲与解构，自然谐趣地展示了一个异国他者眼中的伦敦，同时也令英国读者亲切贴近地认识了这般丰富 的中国与这般风趣的中国人。
最记得先生在书中谈中西方对雕塑的态度差异，伦敦的街头雕塑林立，政客、诗人、英雄各类都有，天长日久， 栉风沐雨，唯有白鸽陪伴，这在中国万难见到，便是有人效法西方立了人像，其家人也会不忍那立像日晒风吹，要求 造个亭子为其遮蔽风霜。想来中国传统的祭奠是以碑文为记，用文字表述功绩，而西方重视个人气质的留存，要将伟人的生前面貌展现于世，供后代瞻仰。然而无论是哪种形式，只要带来力与美的感受，都是可敬的艺术品。因此不必笑话西方不懂敬惜神像，也不必多虑我们不懂尊崇先贤，行走于东西方之间，鲜花与白鸽永远灿烂新鲜。
最爱的是先生笔下的水墨伦敦，晨雾中的圣詹姆斯，午后的皇家花园，抑或是封面那张大本钟下的伞海，清新别致。在谈到所画的那张《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雾》时，他说有人评论认为这是在玩弄技巧，画面上仅有影影绰绰的圆柱和鸽群，但其实这正是中国画的绝妙处：留白。再没有更好表现那一刹那的朦胧的了，那一瞬似乎打通了东西方艺术的分野，用经典的水墨技巧勾勒典型的欧洲风物，油画的厚重不能表达的缥缈让写意说话。
其实比起文字里那个轻松随性的蒋彝，更令我在意的是扉页里那个忧郁的哑行者，那个写下要将书献给已逝的挚爱的哥哥和被敌寇入侵的家乡的重哑。其实作为一个沟通中西方文化的学者，蒋先生非但不哑，反而很有发言权，但这种学识语言上的优势恰令他更加思虑深重。漂泊海外，尽管交际颇多，仍难掩异乡人的惆怅，熟稔东西方文化，更令先生对国内局势发展牵肠挂肚。文人的学养自觉和他者的身份话语在先生身上纠缠成如同伦敦薄雾般的忧虑，他最初的一两年内束装返国的计划不曾想变成了滞留数十载，期间遭逢至亲去世和日本入侵等家国变故，中间的五味杂陈人世感悟想必难以尽述。但我想，世间的困厄最怕遇见有趣的人，有趣的人未必比旁人更能承担，但他总更有能力与意志化解困苦。如先生这般，在举世抱怨的雾与雨中画下黛山白水的清凉，在受尽讥讽的英国菜里吃出餐桌意趣，着 实难得。
然而这种难得也未必不可得，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多的是被忽略的“小确幸”。某天坐公交，邻座的孩子唤我开窗，尔后居然定定地望着我，奶声奶气地说一句：“这个阿姨我认识的。” 又惊又喜之间，虽有不得不“服老”的 无奈，却也从心里觉得甜蜜温柔。可见虽然这是个一句“你好”有时都很可 贵的陌生人社会，但偶尔的一次交会， 就能柔软一段时光。
海外作家也就像一个在时光与空间中的旅人，他以文为声，娓娓道来，而这样一些熨帖的字句，从一个中国人的心绪中流转成英文，再从英文译回中文，我仿佛看见这位哑行者静默地站在那浓郁的雾中，颔首微笑，复转身而去。
（作者系社会发展学院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