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屋里的灯亮着，它说，“你在写东西吗。。。”
“不，”我回答，“我只是在思考。” ——《三十七度二》
《37°2 》作者菲利普迪昂新作获行际盟友奖（图片来源于网络）
4月26日，刚刚凭借新作《oh…》荣获本年度法国重要文学奖项“行际盟友奖”（prix Interallié）的菲利普·迪昂（Pilippe Djian）应我校法语系和法语俱乐部的邀请，专程来到外语学院为师生进行了一场率真有趣的文学讲座。
1949年生于巴黎的菲利普·迪昂于1981年完成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50比1》， 当年32岁的他还在一条偏僻的高速公路收费亭里做夜班值班员。 菲利普· 迪昂最著名的作品当属1981年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37°2 》，1986年由法国导演让·雅克·贝奈克斯搬上大银幕，中文名又译作《巴黎野玫瑰》。该片一经上映变引起巨大轰动，也使得这部小说一夜间享誉全球，该书累计销量超过100万册，先后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但迪昂的作品在前后19年内未能获得任何奖项的肯定，他曾坦言自己是法国近20年来少数没有获得任何文学奖的作家之一,对此他从未流露出任何的不满和遗憾，反而一度保持与出版界和学院派的距离。他的改革精神和文学追求最终逐渐得到法国文坛的认可。
跟着作家学怎样穿过马路
菲利普·迪昂与写作结缘，是在中学时代。班上新来的一位同学成为了他的同桌，“他十四岁，之前从未上过学，却知识丰富，”迪昂说，“他向我提议我们每天互相写信，这就是我写作的开端。” 年少的迪昂非常享受写信时候那种安静和谐的状态。
同时迪昂开始大量阅读书籍。相较于法国文学，他更喜欢和受益于美国作家的作品，如雷蒙·卡佛、亨利·米勒，以及《在路上》的作者杰克·鲁亚克。“在法国，作家往往意味着一个学院派、有着宏伟深邃思想的人物，而我认为作家首先要教人去生活，”迪昂说，“像莫迪亚诺、勒克莱齐奥这样的作家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刚才提到的美国作家们，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在写作之余还有别的职业，汽车修理工或是水管工，他们的文学讲的是真实的生活。”迪昂认为作家可以影响人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对大作家及其作品的阅读教会了他怎样面对世界，就像站在路边过马路的时候，他们会教你怎样辨别红绿灯，怎样穿过马路。
正因如此，迪昂以他鲜明的文字风格被视为反对世俗文学传统的作家，甚至有“垮掉的一代”的法国代言人之称。曾有人评论，迪昂的出色之处在于，他从美国文学中汲取养分，然后反过来影响法国文坛的风气，甚至以此与自己的母语文学传统进行对抗。
《37°2 Le Matin》：小说比电影优秀
迪昂对电影《巴黎野玫瑰》的改编并不满意
在1999年澳洲广播电台（ABC Pacific Radio）记者米海伊·维尼奥尔的采访中，菲利普·迪昂表示虽然法国之外的读者难以接触到他的作品，令他感到有些烦恼，但是，如果读者只是通过那部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早晨37°2》（又名：《巴黎野玫瑰》）去认识他，这更令他感到难以忍受。“那是导演让-雅克·贝奈克斯的成功，不是我的成功，”讲座中迪昂再次强调，“贝纳克斯的审美情趣与我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例如迪昂在小说开头一笔带过的黄色小汽车，在影片中则自始至终陪伴着男主人公反复出现，和全片浓郁的冷暖对比色调以及一只白色猫咪一起，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视觉符号。而对这些影像表达，迪昂都毫不掩饰的评价为“太过分了”“糟透了”。
迪昂在讲座中说他认为大部分文学名著的改编都是不尽如人意的，比如玛格丽特·杜拉斯就对让-雅克·阿诺改编的《情人》大为光火。“作为作者，我也对改编不满意。我在作品中试图塑造一些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他们可以同时具有女性和男性的特征，因此《37.2°c》的男女主人公贝蒂和查格可以被看作是同一个人物的两面,”迪昂说：“但是在电影里面，随着女演员贝阿翠丝·达尔性感的出场，这样一种合二为一便不可能了。”但他也表示并不因此反对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毕竟这对作品来说没有什么害处。“只是作为作家，我要为小说辩护，我认为小说要比电影好。”他笑称，“文学与电影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好的导演往往不喜欢和作家合作，即便他要改编一部文学作品，他也应当懂得中间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式的过程。”迪昂认为杜拉斯明白这一点，所以尽管她也进行电影创作，但她作为作家的创作和作为导演的创作所运用的手法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她在一部电影作品中对声画进行了不同步的处理，这是电影的语言。再比如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让·吕克·戈达尔电影中著名的正反打镜头。“尽管我们往往会觉得他们很接近，但就像法国人把美国人叫成‘本家表亲’一样，”迪昂说，“他们最后发现美国人和他们一点也不像。”
“90%的当代作家是无趣的”
菲利普·迪昂有一批忠实的读者，在法国他被视为平民偶像作家。他认为文学作品没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没有必要摒弃大众文学，“火车站文学”更能贴近读者生活，传播的也更广。文学评论总结出他的作品中汇集了形形色色的漂泊者，以及那些为了生活拚搏奋斗的人，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吸引了整整一代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他开创了一种与同一时代的矫揉造作的文风分庭抗礼的写作风格，他的人物往往在努力奋斗和漂泊着，同时试图诠释一种围绕在他们周围世界的感笔下觉。”
当问及对当代法国文坛的看法，他很直接的表示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他都不感兴趣。“很多所谓的作家所做的就是坐在‘花神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写一些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迪昂说。马赛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20世纪在法国炫丽闪光的文坛瑰宝之一。而迪昂认为在今天，继续“像普鲁斯特那样写作”没有任何意义。另外有一些作家，比如维吉妮·德彭特、玛丽·达里厄塞克、米歇尔·韦勒贝克，他们所关心的是怎样处理语言的问题、怎样和周遭的人交流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这些10%的有价值的作家现在在文坛上占据了越来越有利的地位。比如德彭特获得了雷诺多奖，韦勒贝克获得了龚古尔奖，迪昂的作品入选伽利马出版社颇具影响力的“黑色丛书”系列，且是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去年的新作入围了很多文学奖项，最后获得了“行际盟友奖”（Le Prix Interallié）。“这一个由记者作为主要评委的奖项，很特别，所以我也很高兴。”极少表现出对奖项感兴趣的迪昂在讲座上说。
“毕加索说，要学会画画，先把铅笔折断。”
在外语学院与师生共同探讨写作
迪昂在讲座中反复的提及他对文学创作的核心理念，就是注重语言文字本身，而非塑造故事。关注语言的不断演变发展并使之进入文学文本中去，才是他作为作家不断探索的使命。如何让语言不死？迪昂认为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革命，就像塞林纳那样对语法和用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和创新；但革命不可能天天发生，于是另一种情境便是像今天那样的调整期，就像听广播一样，前后不断调整，直到达到最完美的收听效果。语言的调整永远不会结束。”
迪昂强调，语言不仅仅是让你成为作家的工具。它应该能通过与大众贴近的交流，起到激励人心的作用。而小说，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场永久的、活生生的战斗。“我认为在写作中语言比故事更重要，一个作家更应该关心怎样去讲故事而不是讲什么故事。塞林纳曾对读者说过：‘如果你想读什么故事的话那不如去买份报纸好了。’”迪昂说，“我在写作中也淡化故事，我感兴趣的是语言，是语言的演变。”
另外，迪昂认为小说应该有娱乐性，应该吸引大众的阅读兴趣。这也是他作为作家却总参与创作电影和音乐的原因，因为相比文学作品来说，电影和音乐的受众更广。他甚至受电视系列剧形式的启发，创作了六集系列小说《Doggy Bag》。
“如何使现代语言进入文学，”迪昂说，“新一代作家中，比如韦勒贝克和我，我们的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对话。” 他说一直以来，对话被认为是口语，不是美文，因而不被重视，但他试图将对话重新引入小说中去。“这种对话不是戏剧性的舞台对话，也不是完全直白的生活场景对话，是需要很用心的处理后进入文学作品中的。”迪昂说“语言是第一位的。”
在讲座最后，迪昂也向在座的外语学院师生抛出问题：“我们为何写作？为何学习语言？”他说在法国有一个文学系统，有一些作家相对这个系统来说是边缘的，成为作家就像被推选为总统一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还是要时刻认清自己的初衷，无论它是什么。就像他的那句名言：把每句话都当成此生最后一句来写作。
